安大简《国风》的次序及“侯风”试解

安大简《国风》并非全本,各风次序与今本《诗经》不尽相同,但其相对次序值得重视。在安大简中,《秦》在《魏》前,与《左传》相合;在安大简中,《侯》在《魏》前,从其实际内容看,相当于《魏》在《唐》前,与传世古书的次序相合。有一种可能性的解释是《侯》即《唐》,安大简中关于《魏》《唐》的实际相对次序与传世古书并无二致,但安大简的抄写者误将“侯(唐)”“魏”的风名分别安到《魏》和《侯(唐)》之上。     

《尚书·胤征》舞容与后羿传说的蕴意

古文《尚书·胤征》与征战无关,《胤征》叙事关乎历法修正,关乎仪式舞蹈;《胤征》之“征”,不能读为征战之“征”,而是正历之“正”;“胤”与“羿”发音近似,胤即羿,“胤征”与“后羿射日”内涵一致;“胤征”与“后羿射日”是同一传说的分化;被视作“历史”的“胤征羲和”与被看成神话的“后羿射日”,都源于《山海经》,反映的都是上古先民测天修历的实践。     

试论侯外庐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紧扣时代脉搏，继承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比较，探讨其异同。他冷静地钻研、不懈地思索，遵循严格的研究规范，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创立了一个史学学派，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范。     

抗击时流，守护经学——陈鼎忠的经学研究与《六艺后论》的经学思想

陈鼎忠是现代湖湘著名学者。他在疑古惑经思潮激荡的民国年间,坚持经学研究,甚至抗击时流,在《六艺后论》中批评疑古、惑经、非圣的思想主张,竭力维持经学的独立与尊严。尤其是在经学难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继续存在于现代文教体制的时代,他图谋构建"经之囊括万有"的学术文化新格局,想为经学在现代学术文化体系中谋取一席之位,乃至恢复经学统御众学的昔日荣光。陈鼎忠等现代学人在艰难时代守护经学的贡献,值得后人珍视。     

论吴锡麒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对浙派诗风的承变

乾嘉诗人吴锡麒是浙派中晚期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清峭而不秀媚、情韵格律兼长,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后期浙派诗“神骨不俊、气格不高,力量不厚”的弊病,继厉鹗、杭世骏之后再振此派旗鼓。其诗歌在艺术特色上明显地表现出对此前浙派诗风的承袭、新变：汉魏唐宋,共炉而冶,在诗歌宗尚上不拘囿于宋诗;用笔雕琢、隶典自如,对浙派末流的钉饵捋扯既有承袭又有修正;以“清”为宗的诗歌风格和以雅正为纲的整体风貌。     

赵次公的杜甫研究

赵次公是宋代杜甫研究用功极深的学者。他研究的项目非常广,而注和解品位最高。其注解建立在对杜诗烂熟于心、融汇贯通之上,广泛搜集典籍和口语资料,透辟分析,有时还融入考证,故其注解总是妥贴、精细、笃实。其注解发明尤多,匡正前人研究的错误也非常多。综合品评,赵次公的《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是杜甫学史上早期的百万字的伟大研究著作,赵次公是杜甫学史上注和解成就最大的学者。     

大德本《南海志》残卷跋

本文详考元大德本《南海志》成书及其成为残存五卷本的传世经过，并概述此书保存宋元时期广州地区大量史料，参考价值大     

“绘事后素”辨义

“绘事后素”出自《论语·八佾》孔子与子夏的一段对话中。孔子借用“绘事后素”来解释庄姜“素以为绚”的美,子夏又将之引申到习礼的过程中。后人对“绘事后素”的解释,有绘事“后于素”和“达于素”两种,从商周时期衣帛彩绘的实际过程出发,认为将“绘事后素”释为绘事“达于素”,更贴近孔子的原意,更切合当时的织绣工艺的实际,从训诂上讲,这一解释也不违背先秦时期“后”字的常见用法。     

论《桃花扇》的三种文化意象--兼及其与当时思想意识之构合

孔尚任通过清流名士、秦淮名妓、清客艺人三种文化意象,来咀嚼旧国昔年的文化诗意.作为清流名士,侯方域风流放纵,且具备出众的文采和经世才略.作者并无针砭侯方域之意,对他给予充分的肯定.李香君代表了秦准名妓既有文士风又有侠者慨的文采、见识、胆略,以及她们的择夫标准和相夫原则.从柳敬亭们的身上,反映了晚明民间文化与士大夫文化的交融,使二者相得益彰;也反映了明清之际士大夫阶层对下层人的全新认识.     

李先芳与“后七子”公案辨诬

在明中叶第二次诗文复古运动中,李先芳参与的时间要早于李攀龙之外的其他六人,且有引介王世贞之功,可谓诗社先驱,却名不在“七子”之列,而被置于“广五子”之中。此事作为一桩公案被钱谦益等人借为攻击后七子的口实而加以渲染。事实上,所谓李先芳的被摈弃,有外部时空条件的限制:加入刑部诗社后不久即离京外放,在七子集团形成之前未参与活动;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一是诗文创作才力不逮,二是为人轻薄放浪,对诗社态度迟疑动摇,而并非李攀龙等人有意摈之。李先芳诗名藉甚却成就不高,然也有不少诗思秀发之作,亦齐鲁间一才人。